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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与《苍蝇》之比较研究

   日期:2021-07-28     来源:www.lmzzkj.com    作者:未知    浏览:358    评论:0    
核心提示:摘要:《哈姆雷特》与《苍蝇》的问世,在时间上相隔三百多年,但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表现出多方面的惊人相似:第一,二者的存活处境,自我选择,复仇模式相似;第二,二者都兼有思想家、救世主、孤独者的思想特点;第三,二者的使命一致,结局相同。
摘要:《哈姆雷特》与《苍蝇》的问世,在时间上相隔三百多年,但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表现出多方面的惊人相似:第一,二者的存活处境,自我选择,复仇模式相似;第二,二者都兼有思想家、救世主、孤独者的思想特点;第三,二者的使命一致,结局相同。

关键字:生活选择;思想特点;超人


1601年,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以下简称《哈》)发表,1943年,萨特的悲剧《苍蝇》(以下简称《蝇》)发表。虽然两部悲剧的题旨情境各不相同,但两个主人公所作的生活选择与复仇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个主人公个性、信仰不同,思想特点却相同;两个作家所属的文化语境不同,但他们对人的存活情况的认识与对社会罪恶提出的疗救策略相同。
(一)
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这是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在莎翁看来,明君代表秩序即“治”,暴君代表无常即“乱”,克劳狄斯弑君篡位意味着正常秩序的颠倒与混乱。要剪除奸雄,由“乱”而“治”,这是莎翁坚定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哈》剧的题旨之一。题旨之二,是作者的道德理想。克劳狄斯不止是政治的奸雄,也是人伦的败类,他的杀兄娶嫂同样是伦理的纲常的颠倒混乱,所以哈姆雷特(以下筒称哈)对克劳狄斯的斗争就有了双重的意义:代表人文主义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封建政权较量;要代表善良的道德力量与邪恶权势斗争。哈的悲剧,是政治与道德理想幻灭的悲剧。
《蝇》的问世比《哈》晚了近三个半世纪,当时法国正处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之下,大难目前,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反抗,法国人民面临严峻的选择。为了唤起民众,萨特选择了写作《蝇》这种当时唯一可行的抗敌形式干涉生活.他以古时候王子的故事借古喻今,号召人民为保家卫国而战。
《哈》与《蝇》的创作背景和题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二位主人公的存活处境与自我选择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哈与俄瑞斯忒斯(以下简称俄)都是国王的独子,都有一个伟大的爸爸,美貌的妈妈和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第二,都有王位被篡夺,爸爸被谋杀,妈妈改嫁凶手的遭遇,因而也都面临着大义灭亲,为父复仇的重任。第三,两个王子复仇的模式相同。哈同意鬼魂嘱托后,迟疑跌宕,总因无力主动出击而一再遭敌人暗算,直到临终前才被迫刺死克劳狄斯。哈的杀父之仇、丧权之辱就发生在昨天,因而有切肤之痛,俄却离这罪恶非常远。十五年前的他太年幼,既没目睹事件发生进步的过程,也没感受丧权丧父之悲哀,加之养父家庭条件优裕,所以开始时他对杀父丧权之事表现得较为冷漠。是厄勒克特拉的刻骨仇恨点燃了他心头复仇之火,使他肩负起复仇重任,一举杀死仇人。因个性与生活环境的差异俄与哈的复仇情节有细微的差异,但从大体上看,他们的存活处境大致相同,他们的向强权与邪恶复仇的生活选择相同。
(二)
哈与俄是生活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人物,因而二者在宗教信仰与个性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文静复兴年代,科学还不可以否定鬼神的存在,因此,成长在封建帝王之家的哈笃信天堂地狱的存在,而披着古装的俄则诞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缔造他的萨特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所以即便面对众神之神,俄也敢公然宣称:“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海波涛之王,但你不是人间之王[1]”宗教信仰的差异,是致使两位王子个性差异是什么原因之一。因宗教观念的羁绊,哈一直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而俄百无忌讳,所以他果敢决断,一下决心,便雷厉风行,干得干净彻底,一口气就整理了两个仇人。
然而,这两位个性与信仰方面这样不一样的王子在思想特点方面却有非常大的同一性:
第一,思想家的特点。哈与俄都受过非常不错的教育,都有非常强的思想能力。哈博学多才,长于考虑,俄“再三考虑”,“才智超群”,并且都把考虑的焦点对准“人”。哈追求的是人文主义理想,重视的是人的尊严、价值、力量。他觉得人是一件“了不能的杰作”,人因有高贵的理性、无穷的智慧而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俄信奉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本质上的自由,他觉得:“我是自由的人”,“我就是我的自由”。“我命中注定除去我一个人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2]。从这部分道白中,大家感到哈像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而俄却像一匹横空的天马,但二者考虑的特征是一致的,考虑的结果也是一致的,这便是对人文精神的认可。人文主义与存在主义都是一种以人与人道为核心的人本哲学。虽然它们在对世俗生活与宗教神权的关系方面,在对人的存活情况与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关系理解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它们对人的一定,对生活存情况的关注却是相同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性的回归与人从宗教桎梏之下的解放,因而在刚摆脱中世纪恶梦的文静复兴年代,哈高唱的是人的赞歌,呼唤的是人的理智、尊严,而存在主义则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更深一层地考虑人本体的存在情况,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人如何才能获得本体自由与面向将来时人所应该选择的最好存活方法和价值取向,所以俄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言人,他为人的自由和建树摇旗呐减。同是以人为对象,俄的考虑比哈进了一步。应该说,这是人类思想史的进步。
欧洲戏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不计其数,但思想家的形象较少,而像哈与俄如此努力探索生活真谛的人文思想家形象更是寥若晨星。他们的可贵在于,在既有些价值体系面前,他们可以自甘寂寞,清醒而深刻地考虑着全新的价值标准,并以我们的实践惊醒世人,展示他们独特的价值选择。
第二,救世主特点。哈与俄同为国王的独子,是王位的当然继承者,因而总以真命天子自居,俄动辄称“我的臣民”、“我的土地”,俨然是阿尔戈斯的主宰。哈虽慑于克劳狄斯的淫威,不敢公然称孤道寡,但也决不甘心于丧失王位,他曾明确表示,他郁闷不乐是什么原因没嗣位掌权[3],在奥菲丽姬的葬礼上他竞自称“丹麦王哈姆莱特”。可见,两位王子虽然没登基即位,但国王的感觉是到了位的。这种感觉使他们人虽不在王位,却时刻心系子民百姓,也使他们在乾坤颠倒时自觉行使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权力,在他们的年代,君权神授,子孙世袭,不可妄为,哪个悖逆了神旨,哪个便触有天条,克劳狄斯与埃奎斯托斯弑君篡位,不但为人伦不耻也为天理不容,面对大逆不道,哪个来替天行道,铲除罪恶?当然是博学多才又富于责任感的王子,更何况,他们还有与凶手的深仇大根呢?于是哈与俄的复仇就是一举两得、公私兼顾的选择了,当然。他们也曾犹豫,但最后他们的救世主情结使之意识到我们的重大使命,子报父仇与除暴安良,于私于公都是天经地义的,但要达成这个目的所需代价又使两位王子深感焦虑。哈曾叹息:“这是一个颠倒与混乱的年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俄也曾呻吟:“我肩负的运势对于青春年少的我过于沉重,把我的青春都压毁了”。力不从心但知难而进,两个王子都表现了异乎一般的坚毅。但假如他们置复仇于不考虑,会不会要减轻焦虑呢?回答是相反的,由于那对于他们也是一种痛苦。哈说:“假如我不去剪除一个害天性的蝥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俄也觉得,以前自己是“苟活于世”,因此“需要用一个重大的罪行作为我的压舱之物”。如此,复仇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复仇是方法,拯救自己与国民是目的。为拯救而复仇,以复仇来拯救,方法与目的、个人恩怨与国民利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正由于这样,悲剧才摆脱了一般意义上子报父仇的老调重弹,放射出崇高悲壮的理性光芒。
救世主是欧洲文学史上一系列以拯救为题旨的文学形象,从《奥德赛》到《俄狄普斯》,到《伊尼特》、《贝欧沃夫》,再到《哈》与《蝇》,其主人公要么是国君,要么是王子,他们有些带领臣民战胜自然灾害,有些孤军奋战为国人消灭人妖鬼魅,但除哈与俄以外,别的人都不拥有思想家的特点。思想家的智慧加救世主的责任感,使这两位王子的形象在他们的相同种类中卓尔不群,分外显眼。
第三,孤独者的特点。考察一个人是不是孤独,第一要看他的存活环境是不是使他孤独,哈与俄都曾是开心的王子,但伴随父王的暴死,权力的转移,存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妈妈的改嫁使他们不再拥有家庭的温暖,奸王的狠毒使他们生命遭到威胁,朝臣的势利、朋友的反目使他们无依无靠,据此,大家可以认定王子所处的存活环境是孤独的。但王子本人的主观意愿也是造就这种环境的不可忽略缘由。哈完全可以争取奥菲丽娅作同盟军,改变他的孤独处境及孤军奋战的局面,但他不但不争取,反而以一种孤傲把自己包裹起来,跟外面隔绝,成了纯粹的孤家寡人。当然霍拉旭是他的好朋友,但哈一直都只请他守密,而不请他参与谋划与战斗,直至斗争的最后阶段,还拒绝他的劝阻[2]。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哈自己选择了孤独。与哈相比,俄好像要幸运些,有姐姐一同报仇,当然不是孤军奋战。但俄的不幸在于,他姐姐唤醒了他,又抛弃了他。厄勒克特拉在报仇后因悔恨而背叛,投向了朱庇特与“苍蝇”的怀抱并怨恨他,诅咒他,称他为盗走她平静与梦幻的“贼”。痛定思痛,俄是不是比哈更痛苦更孤独?
大家界定孤独的第二要点是当事人有无孤独感。假如只是当事生活存环境恶劣、无子无朋而缺少孤独感的话,大家不可以判定他为孤独者。那样哈与俄是不是有孤独感呢?在戏中戏前哈明确地说:“目前我只剩下一个人了”,孤独感非常明显,正因这样,他一再把唯一可信任的朋友霍拉旭推开[3],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孤独而拒绝友情,又因拒绝友情而更感孤独。俄的孤独感好像更明确更充分:“我是孤单一人”,“直到死我都是孤零零的”,“除去我一个人,不可以再依赖其他人。”
人的存在中,孤独感常随着着思想、文化等较高层次的素养而来,并且,文化底蕴越丰厚,思想越深遂的人总是越孤独。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在这个意义上,王子的孤独便拥有了一种“超人”的意义。
(三)
“超人”本是尼采的英雄。尼采指出,这部分“超人”有高贵的血统,受过好的教育,品格高尚,性格孤傲,有超群的智慧与精力;大难当头,他们第一考虑的不是我们的安危而是大部分人的幸福。尼采所谓“超人”,就是哈与俄这种兼有思想家、救世主、孤独者特点于一身的出类拔萃之辈。
“超人”是尼采们献给乱世的一剂良药。莎翁经历了伊丽莎白统治末年的乱世,尼采经历了“上帝去世了”的信仰废墟,萨特经历了连绵的战火,他们都期盼在乱世中杀出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这个英雄不是其他人,就是尼采的“超人”,莎翁的哈,萨特的俄。当然,他们所经历的乱世,无论是矛盾的性质、动乱的起因,还是动荡的程度都不可以同日而语,但莎翁和萨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王宫为背景,以篡位娶后为情节开端,这当然不是巧合,这说明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作家关于罪恶的由来的考虑结论是一致的:从古到今天,势力与美女是种种争斗、角逐、冲突的焦点,有二者存在,便会有罪恶产生。在此基础上,“超人”的使命也是一致的:铲除罪恶,拯救苍生。
于是,“超人”就成为负重的人,焦虑的人,他因他的使命而痛苦。常人只须拯救自己,“超人”却既要拯救自己又要拯救他人,于是这以双重拯救为目的的自我选择就给他们带来超常的焦虑。在推行选择前,他们会顾虑重重(哈就为责任的重大,对手的强大而忧心仲仲)。推行选择后,他们又会因承担选择的后果而焦虑(俄就为同盟的分化、道义的责难而格外沉重)。应特别指出的是,哈与俄事后都承受了一份不该承受的道义责难。他们为父复仇,为民除害,却使自己陷入了道义的泥淖,由于在民众眼里,他们不过是重复了一次犯罪。他们为自己选定的目的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消灭了罪恶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哈与俄是深明此理的。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焦虑和成为悲剧人物的势必性。
“超人”可能会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可能有太多的清高孤傲疑虑踌躇;太缺少斗争经验与谋略等等,但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也有为理想而捐躯的精神,就不失为高尚的人了,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了。《哈》与《蝇》的发表,是其作者以悲剧的形式向我们的理想英雄致敬。






参考文献:
[1]朱生豪译.莎土比亚全集五[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359
[2]第五幕第二场.
[3]第一幕第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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